从小就被赵丹主演的电影《林则徐》中生动演绎的民族英雄可歌可泣的形象所打动，长大以后又为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以福祸避趋之”的名言所折服。不想年过不惑，却在书店里偶然看到一本标有“迄今为止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近代史专著，代表中国近代史写作的巅峰”腰封的蒋廷黻所著《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被称之为中国近代史的“拓荒者”、“开山的人”，引领了近代史研究的风潮。此书1938年完成并于次年出版，全书仅有14万字，没有枯燥的考据和史料的堆砌，将近百年的演变和人物娓娓道来，对中国近代史学有开创性贡献。书中所讲的鸦片战争及主要人物林则徐的分析评价就于自己从小所熟知的大相径庭：鸦片战争并不是帝国主义列强欲将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图谋，而是由清朝官吏的无知造成的，长期闭关自守，看不清世界发展大势，顽固维持天朝上国的光荣地位，根本否认日益强盛的西方世界；而主战的林则徐也不是什么民族英雄，而是作为旧文化最好的产品，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而主张与英国议和的琦善并非“奸臣”和“卖国贼”，而是中国近代大变局中第一位知晓中西差距而运用外交手段纵横捭阖的贤明开化之人，“他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超时人，林则徐与中外的形势实不及琦善那样的明白。”（参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P214，武汉出版社2012年6月版）上述的表述完全颠覆了自己多年来从书本、课堂所学到的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结论，自己对此是丈二的和尚摸不到头脑。
    近读中华书局出版的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一书，才了解到中国近代历史书写与历史叙事的奥秘。原来自己所熟悉的鸦片战争历史与林则徐、琦善的评价均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以阶级斗争作为历史主题阐释的中国近代史，范文澜首版于延安的《中国近代史》也被颂扬为“系统地、科学地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奠基者”，但是阵营有所不同，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颂扬，范文澜所奠定的基本框架和提出的一系列深刻论断则是强调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以近代中国的起义和革命为中心，颂扬起义和革命并妖魔化它们的敌人，这种浪漫主义的写史风格以历史的客观性为代价，型塑了政治化史学的书写架构，（参见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P78——79，中华书局2013年10月版）将历史作为服务其政治目的的强大工具，由此小心地选择历史碎片进行高度主观化、道德化的历史渲染。正是由于妖魔化、浪漫化、主观化、道德化的历史书写，才将蒋廷黻的现代化历史叙事的开山之作成功地改造转换为范文澜的革命化历史叙事，所以人们了解到的鸦片战争、林则徐、琦善的面貌迥然不同。
    历史为政治服务造成了历史的迷雾，使许多饱学之士如坠五里雾中，对历史事实的认识远非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开山之作所讲的那样：琦善以个人的远见卓识而练达、成功地与英国达成停战协议，是近代中国真正的政治家和第一流外交官，林则徐不过是传统的“自利”文人，热衷于个人声誉远胜于民族利益。范文澜的革命化历史叙事则是做了如此的解读：琦善却是与外国侵略者妥协的近代中国最糟糕的投降者鼻祖，林则徐则是“深知抵抗侵略必须依靠民众”的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参见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P82，中华书局2013年10月版）
    截然不同的两种历史叙事直接左右着人们的历史判断与思维选择，究竟是以蒋廷黻为代表的现代化叙事还是以范文澜为代表的革命化叙事为历史判断的依据呢？可以说两种叙事一直都是意识形态驱使之下历史想象的产物，而不是历史事实的严肃重建。（参见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P28，中华书局2013年10月版）历史书写是根据主观思想和政治倾向的诠释工具，直接造成了重重的历史迷雾。只有练就火眼金睛，摆脱妖魔化、浪漫化、主观化、道德化的历史书写，我们才能真正认清历史的基本事实，才能找寻到历史前进的轨迹以及决定形成这一轨迹的历史逻辑。

（作者为天津市奶牛发展中心副主任）